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在21世纪，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权威的数据显示，在已婚夫妇中非意愿性不孕发生率为7％～46％。尽管不同地域存在差异，但一般被认为在8％～15％。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不孕不育者增加越多，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不孕不育率增加幅度远低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我国，不孕不育发生率缺少全国性的大样本数据。在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对某些地区不孕不育率的调查统计数据为1％～2％，80年代中后期为2％～4％。
 
　　那么，为什么在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下，不孕不育发生率反而明显增加呢？
 
　　首先，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的恶化正在悄然无声地影响人类的生育能力。人造化学品被广泛应用，其种类和产量在不断增加，人们在居住、交通、饮食、穿衣、休息等最基本活动中都在不断地接触它们，并在体内积累。环境污染使男性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精液质量评价的各个指标均能达到优良者几乎很难遇到（不足5％），各项指标能达到正常标准下限就已十分不错了。作者所在课题组在对1981年至1996年精液质量的回顾性文献分析研究中发现，我国正常有生育力成年男性的精子数目下降达20％，精子活动率、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及精液量均下降10％左右。最新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精液质量的下降可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1999年，我们在北京郊区的驻军中随机选择18～25岁的战士（均由其他省市的农村入伍，入伍年龄在十六七岁，在部队生活1年以上，且排除青春期后不洁性交史），在采集精液后进行精液质量的评价。与本实验室80年代初期对北京城区男性的数据比较，其精子数目下降50％以上（平均为60×106／ml），每次排射精子总数下降65％以上（平均为105×106／ml），精子活动率下降25％以上（平均为55％），优秀和良好前向运动的精子活动力下降30％以上（平均为40％），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下降20％以上（平均为65％），精液量下降20％以上（平均为2.8ml）。本组调查数据虽不可替代全国的整体情况，但结果仍令人触目惊心。在女性不孕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调和排卵障碍病人明显增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发生闭经、月经稀发甚至卵巢功能早衰等症状比较常见。所有这些表现，都与环境质量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另一个主要因素来源于感染。性传播疾病可致输卵管阻塞、粘连、伞端功能受限，造成男性附性腺炎和梗塞性无精症。在正常可生育者中，支原体感染者占15％～21％左右，在不育不孕者中可达30％～50％；衣原体感染在不育不孕中占5％～25％；淋球菌感染者约占1％～5％。这些性传播疾病病原体绝非仅通过“性”活动传播，还与卫生条件、生活习惯有关。无论在城市、小镇，还是在乡村，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也很容易被传染上支原体、尖锐湿疣等，且绝大多数人因在急性期得不到正确彻底的治疗而成为慢性感染者。
 
　　第三，我国现阶段生殖健康的现状和观念也对不孕不育产生着影响。当前，青春期年龄提前与生育年龄普遍延迟的矛盾比以往更为突出，即发育年龄早、性能力建立早、性成熟早，而婚龄、育龄晚。据1999年29个省市区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少女月经初潮平均年龄为13岁，最早为八九岁；14岁男孩已有40％～50％出现首次遗精，平均年龄为15岁，最早在10岁就已出现。而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3.4岁（城市要高些），23岁以后晚婚的女性占59.4％，40％在23岁前结婚。
 
　　显而易见，大部分女性自来月经后要经历10年左右才能进入婚育角色，男性亦然。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处在这个阶段的青少年性欲旺盛，而他们对性知识、避孕知识、生殖卫生知识却了解得很少很少。目前，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及未婚人群的人流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高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和低生殖卫生保护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而造成许多青年在面临生育时出现困难。
 
　　第四，社会、心理因素对不孕不育的影响。它包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方式及公共卫生资源和条件等直接或间接对人的内分泌系统和生殖能力的影响。
 
　　总之，不孕不育发生率的明显增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应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